互动、沉浸与文化记忆：数字时代文化类电视节目的突围

1.场景设置：虚实互联，强化氛围营造

在场景设置层面，《中国诗词大会》每一集遵循不同的主体打造形制各异的舞台景致，如第四季、第五季分别以“诗意山川”、“水润五方”为主视觉元素，与之配套的还有水墨江南、大漠孤烟等多款样式的场景设计，借由影像与色彩的联动以突显诗词的古典意象之美。

在第六季节目中，以百合六瓣元素突出“六合六顺”的美好寓意，并有意识地强化了不同沉浸技巧的融合运用。将中央电视总台的AI+VR裸眼3D演播室技巧参加节目的制造流程中。分别在舞台两侧设立裸眼3D场景成像区域，三块LED屏幕会实时显示虚拟现实技巧场景的画面，同时架设附带跟踪式摄像机以及渲染服务器以确保场景与摄影镜头的适配性[8]，便于现场嘉宾与选手与周边场景进行互动，进而提升虚拟影像与节目的整体契合度，赋予观众视觉与审美层面的延长空间。

2.技巧联动：买通渠道，实现跨媒介叙事

在互念头制层面，《中国诗词大会》是文化类节目中采取互动技巧的先行者。早在2017年第二季的节目中，节目组便开始了多屏互动的形式，通过扫描二维码将“大屏”与“小屏”相关联，提升旁观的趣味性和介入感。在2020年播出的第五季，节目组还基于现有的节目内容，推出了衍生系列短视频《人生自有诗意》，在不同的媒介平台进行投放。与此同时推出“挑战诗词全能王”H5互动答题小游戏，在微信、微博、抖音等9个平台进行同步推广，进一步拓宽节目的辐射范围，强化跨媒介叙事。

美国学者Henry Jenkins曾将跨平台叙事视为媒介融合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表征，其意在于描述文化母题具备跨越不同媒介传播的活性[9]。融合意在冲破已有的媒介边界寻求新的连接，而不同的载体或许存在迥异的叙事逻辑，因此如何将已有内容通过特定的论述手段进行阐发和再传播是实现跨媒介叙事的关键。而在最新一季，节目组依托央视自身的技巧资源，搭建了人工智能诗词搜索工具“小帮”，观众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后语音输入特定的关键词，即可轻松获取节目特定主题的视频片段或合集。此类智能技巧的运用，赋予观众在节目之外的交互式体验，将节目体验的场景进一步延长。

但无论是场景设置还是互动方式层面的技巧运用，《中国诗词大会》始终把技巧放置于内容之上，根本逻辑还是将技巧服务节目本身的叙事逻辑，而未落入技巧先行、掩蔽内容的窠臼。技巧与内容生产本身并非此消彼长或简单的竞合关系，而是以内容为主轴辅以技巧创新的制造模式。

三、文化内核：文化记忆与怀旧

《中国诗词大会》除开上述两个维度的特征之外，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文化层面感召力。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本身就被期待寓教于乐的效用[10]，Lotz也曾把电视形象地比喻为社会的文化壁炉，通过媒介大众能够一窥周遭的文化环境乃至感知更遥远的异文化[11]。正如该节目的宗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所示，中华诗词可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构成部分，且大部分诗词都寄寓着诗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希冀与纯粹质朴的情感诉求。

1.以诗传情，强化文化记忆

《中国诗词大会》的节目内核便是对古诗词的鉴赏，通过互动竞技的节目设置唤醒大众的文化记忆进而强化文化认同感。学者Jan Assmann认为人们对过往的记忆是一种学习层面的机制，对于文化层面的回忆是建立在各种形式指涉之上。换言之，大众对过去的认知是一种文化建构与再现的产物[12]。诸如古埃及、罗马等具备书写与文字的文明，通过文字的方式将自身的文化固化为典籍而得以留存，不仅向后人展示了过往，也为其持续成长奠定基础。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中介物，具备着强大的社会规范效用。

从成长过程来看，中国的文化类节目植根的土壤是精英文化语境，如何弥合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错位与裂缝成为此类节目的症结[13]。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中国诗词大会》播出五季以来大致涉及2081首诗词，其中李白、杜甫、苏轼的诗词出现频率最高。从呈现的诗词主题来看，《中国诗词大会》偏好山川田园、边塞羁旅、送别怀远以及思想怀古的主题。能够说，《中国诗词大会》一直以诗词作为载体，向观众传递朴实的文化价值观。2016年至今，以《中国诗词大会》代表的电视文化节目借助竞技、诵读与表演等多种形式的创新，持续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层面的勃兴。诗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成为了推动社会文化人文转向的重要抓手。电视媒介借势将诗词作为节目制造的轴心，也充足印证了其具备强大的文化号令力。

2.贯通古今，滋养文化自信

《中国诗词大会》难能宝贵之处是在娱乐化的浪潮下选择主动拥抱了传统文化，以一种怀旧的姿态来回望过往。自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处在高速成长、快速转型的变动中，原有以家庭为中心个体的生活场景被打破，技巧深度卷入使得人与人之间连接变得模糊且难以界定。当下的人们广泛生活在时间密集、时空紧缩的液态生活中，现代性对于个体的现实生活还是心理层面都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14]。不确定性的增加意味着风险，人作为天生抗拒风险的动物极有可能会因此产生焦虑与茫然。因此，怀旧成为了一种寻求认同感的内生需求，以消解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负向影响[15]。

《中国诗词大会》的出现迎合了大众对于文化产品的诉求，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节目极力都在塑造一种隽永的文化氛围，大力赞赏古往今来文豪身上的美好品德以唤醒人心深处的善美。能够说，竞技是节目的表象，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则是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询唤。无论时在场的录制嘉宾，还是场外的观众，通过节目设置的情景或环节真正回溯文本背后的社会语境，实现了横跨古今的精力共鸣。

四、结语与希冀：善用技巧，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之美

近年来，掩护传统文化的声浪不绝于耳。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一个民族只有不忘来路，前行才会更坚定。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代表的文化类节目是电视行业对此类呼声最直接的响应。在客观呈现和记录社会成长变迁之余，以电视为代表的传媒业也应当充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用更积极的姿态力争向海外传递写意的中国文化之美。

目前中国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污名化”、刻板印象等诸多问题。从地缘的角度来看，单一的地理环境塑造的文化圈层存在必定的“文化接近性”，即因为类似的历史、地理环境、语言等因素产生文化层面的认同感[16]。这种接近性并非天然形成而是一种动态变化与人为实践的结果，媒介应当成为区域文明共建的重要载体[17]。并且媒介层面的策略性叙事能够为国家争取更多文化解释权，在国际传播中换取优势地位[18]。诸如《中国诗词大会》的文化类节目，借由自身的平台优势以及优质的节目内容，除向内弘扬中国文化之外，还应当积极寻求与其文化语境对话的可能性。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持续推动，各文化在交汇之时既有可能出现文化杂糅的困境，也有可能依附媒体有意地“增稠”或“稀释”而形成全新的传播生态，因而当下已有学者在呼吁应当更强调媒体的对文化的“转化”效用，以“转文化”取代原有的“跨文化”[19, 20]。

除此之外，借由可供性/示能这一概念，能够预测将来数字文化环境下的媒介应当更强调具身性、物质性和主客体性三项属性[21]。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电视如同其他媒介一样会受到新技巧的影响而焕发新的样貌：媒介生产更灵活、用户更具备自主性、传播更强调智能驱动[22]。但唯一不变的应当是传播内容的人文底色与社会关怀，将优质内容视为节目的根基。《中国诗词大会》的火热“出圈”靠的不仅是参赛者的励志事迹、嘉宾的妙语连珠、不落俗的节目机制以及优秀的制造，更重要的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客观呈现与坚守。

在物质世界不断丰富的当下，充盈彼此的精力家园亦同等重要。《中国诗词大会》的大获成功不应单纯归结为节目制造机制层面的创新，也不意味着主打文化牌就能让电视节目“枯木逢春”。《中国诗词大会》的突围，只能印证优质的节目内容与契合时代价值需求的创作逻辑是电视获得大众认可的基本前提。技巧或许能够改变我们的体验世界的方式，但不应让情怀与良善迷失在成长。期待将来有更多如《中国诗词大会》般优质的电视文化节目涌现，让中华优秀文化之美在数字时代连绵不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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